原载：《时间东说念主物》2014年第4期

原题：《宋庆龄晚年难以诉说的忧伤》

作家：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耕种）

名东说念主日志、书信，历来被视为极端的历史贵府。宋庆龄的极端身份，在中国近当代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她在孙中山病逝、国共离异、北伐靠近危难之时，义无反顾地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同共产党亲密配合，为新中国而立志。

新中国缔造后，她身居高位，又低调示东说念主，在国表里各式景色悲不自胜地演出我方的变装，为国度、为民族、为妇儿子童福利功绩尽心尽职，忘我奉献。她被称颂为“国之瑰宝”、“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1949年，宋庆龄在中国东说念主民政事协商会议第一届整体会议上发演出讲]

然而，宋庆龄的晚年心思到底如何，尤其是处于“文革”动乱岁月里她的心迹，鲜为东说念主知，公开贵府也一丝。许多亲近她的东说念主或“为尊者讳”，或仅仅回忆她料理公事私务的某些细节，很少有东说念主领路她的内心世界是若何的。

《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是一册难得的原始文件，书中收录了晚年宋庆龄10年间亲笔书信159封，其中，有近一百封是“文革”中后期给陈翰笙的私东说念主信件，宋庆龄的内心世界，从中可见一斑。这些信件中，对款式、对亲一又、对自己处境，齐坦陈我方的宗旨，一些信笺还写上“密”和“阅后请阵一火”的字样，但陈翰笙深知这些书信的价值，冒着风险将其保存下来，为后东说念主留住这笔珍视的文化钞票。

陈翰笙

“文革”初期，陈翰笙遭幽禁，宋庆龄闻讯后立即向周总理乞助，使陈得以开释。这本书收录的是从1971年起，即从“文革”中期到宋庆龄消散10年间的书信。

需要讲明的是，书信不同于日志，时疏时密，不可充足响应一个东说念主的行径轨迹，但这些书信，透透露晚年宋庆龄忧时伤世之情。书信往来，是宋庆龄与外界往来的枢纽渠说念，她的信件，齐用英文书写，主若是习尚于用英文抒发我方的念念想，看来倒不是故意避东说念主耳目。陈翰笙得以得回宋庆龄的信托，精通外文为他们的念念想换取提供了浅显要求。

[左起：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宋庆龄晚年，一直病痛缠身。腰腿伤痛，行走繁难，还有那恼东说念主的荨麻疹和眼疾，终年困扰着她的活命。“文革”初期，一波接一波的红卫兵叫嚷着要冲击宋庆龄在北京的府邸，身为国度副主席的她，不得不撤下室内墙上的画和架上的工艺品，换上毛主席语录。“文革”大动乱，虽说未径直惊动她，但举国大乱，友东说念主“失散”，社会无序，物质紧缺，使她的心情十分压抑。她的书信中，抒发了对“文革”的各样不睬解和烦闷。

1971年9月5日，宋庆龄致函陈翰笙，这是收入本书的第一封信，信中来源就说：“亲爱的一又友：语言无法充分抒发我看到你的手迹时的坦然和再次听到你的音问时的甘心。我终末给你的一封信一直莫得得到修起，我运行怀疑是否发生什么事了。因为目下，人命就像烛光相同能干逾越，突来的一阵邪风会把它透澈吹灭。”“文革”乍起，骤雨暴风，友东说念主之间相隔海角，“人命的烛光”会不会被“突来的一阵邪风会把它透澈吹灭”，这是她最惦记的，因而当看到陈翰笙的来信后，忻悦之情就无法用语言来抒发了。此刻虽未径直驳斥“文革”，但对那些天高皇帝远、邪风荼毒的日子刻画得刀刀见血。

1973年4月，两东说念主的计议中断了三个多月，接到陈翰笙的来信后，宋庆龄立即写了一封回音，信中说：“在千里寂了这样长一段时分后收到你的信真让东说念主甘心！我正在怀疑是否出事了。”以宋庆龄的地位和身份，很少能结交知音。周围的东说念主齐是责任之交，在“文革”动乱大环境下，她深居简出，只可靠报刊和书信得回音息和对酬酢往。

宋庆龄晚年书信已络续出书不少，但据笔者所查阅到的，她给陈翰笙的书信是有计划款式最多、最为坦诚和畅意的，这些书信的照看价值就在于此。

[宋庆龄在香港和友东说念主路易•艾黎等合影]

宋庆龄有许多番邦友东说念主，有的是孙中山的故交过甚后裔，有的是为营救中国抗日干戈而与宋庆龄结下深有情绪的。他们中不少东说念主，如马海德、路易•艾黎、耿丽淑等长期在中国责任，是中国东说念主民的老一又友。但是，“文革”一来，险些齐逃不外厄运被审查或被关押。

宋庆龄对这些一又友是了解亦然信托的，但在那时要求下，她对友东说念主的安全保险窝囊为力。她的好友爱泼斯坦，早在1938年就追随宋庆龄到“保盟”责任，新中国缔造后，又在中福会和《中国设置》杂志社责任，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与宋庆龄结交达四十多年，他是宋庆龄生前指定的列传作家，但爱泼斯坦配偶“文革”中受到误会，被幽囚5年之久，宋庆龄却无如奈何，只可缄默关心着他的运道。

1973年4月25日的信中，她写说念：“你见过艾培（爱泼斯坦昵称）吗？我听到对于艾培的相互矛盾的音问，梦醒在我离开北京前告诉我说‘他已承认他给与番邦密探的巨资为他们作念间谍’，但目下他已获释，况兼再行回到咱们的《中国设置》办公室。”对于爱泼斯坦等友东说念主的际遇，宋庆龄只可无奈地齰舌：“到底是如何回事？”

新中国缔造以后，宋庆龄除了干预国务行径外，将很大元气心灵放在妇儿子童功绩和对外宣传责任上。中福会（全称中国福利会）即是她亲手创办并径直带领的责任平台，中福会下设的《中国设置》（英文版）杂志社、幼儿园、托儿所、儿童艺术剧院、《儿童时间》杂志社、少年宫，还有她用斯大林和平奖金建造的妇幼保健院，这些机构均设在上海，她常往返于京沪两地，她常说，北京后海是她的办公所在，上海则是她的家。但是，“文革”狂飙袭来，她苦心孤诣创建的中福会及下属单元的一些东说念主便起来要与她划清边界，使她十分寒心。

“文革”初，长期在保盟和中福会责任、新中国缔造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受冤升天，这件事她一直埋在心底。

1977年底，为谋划顾虑中福会缔造40周年，宋庆龄深有咨嗟地在信中说：“‘文化大改进’时期令我十分惊惧的是，当我和金仲华试图了解咱们的办公室在战斗中所发生的事情时，总共的责任主说念主员齐转而反对咱们……使我十分光火。”“我与责任主说念主员之间的关系于今如故松散无序——比如，逢某个周年时（如孙中山的周年），他们会给我寄来一封信。除此以外根蒂就莫得任何陈述和计议！我依然把我总共的财产、我母亲的屋子等，齐献给了中福会，而我得到的答复惟一‘资产阶层’的坏名声！”

“文革”时期，2026在线买世界杯中国区平台宋庆龄天然不可能认清这场“大改进”的实践，许多事情使她对国度的运道倍感忧虑。“九一三”林彪逃窜事件发生后，宋庆龄也和许多东说念主相同，运行时对这一事件浑然不知，直到当年10月下旬，她在信中说：“一些流言正在流传，说当这架飞机被咱们另一架飞机在乌兰巴托隔邻击落时，这个逃窜者也被击落，机上九东说念主均身一火。以后会有更多音问。如果是果真，当局以后会布告的。”1971年底到1972年1月，她在信中告诉陈翰笙“我每天齐在干预‘九一三’事件会议，但从番邦报纸得到的音问却更多。”“当咱们再次碰头时，我有许多对于林、陈那些坏东西的事情要告诉你。”在另一封信中，说到东说念主们对此事件感到“诱骗不明”。

“文革”时期，社会纪律强大，物质供应匮乏，寰球活命艰巨，宋庆龄在信中也败透露对那时社会活命的关爱和不安。宋庆龄我方莫得子女，她将警卫文牍的两个儿子手脚养女，充任她们的监护东说念主，平常呵护她们。1975年4月的一封信中，她写说念，她想托友东说念主从海外买两个叫子，因为“咱们这一带充斥着流氓和阿飞，他们干下了好几起可恶的罪状。咱们隔邻莫得侦探督察，而有两个在我的监护下长大的女孩周末要来，她们住得相当远，得坐公交车，无法提早来。是以我想让她们随身带着叫子以吓走歹徒。”

[宋庆龄与养女隋永清]

虽说宋庆龄还不至于像老匹夫那样凭票过日子，但她就所见所闻在信中写说念：“活命在郊区的悯恻的东说念主们每东说念主每天只配给三两食粮，他们活命一定很繁难啊！”（1972年7月）“目下咱们这里（指上海）也有许多东西买不到了，包括以前很容易买到的东西。因为莫得清新生果，是以咱们只可吃罐装的，但愿不久西瓜将上市。”“传奇北京天气很热，而且脚下各式物品齐很短缺。奉上清新的花生酱，传奇北京买不到的。”（1976年6月）

手脚国度带领东说念主，宋庆龄天然熟习高层政事活命的一些内幕和法例（参阅宋庆龄与“潘汉年案”：一段尘封多年的秘史），因此即使在给知音的信中，也很少干系带领东说念主的有计划。天然她对“文化大改进”有各样不睬解，但总的来说，在与共产党的长期配合中，她对党的带领东说念主充满了敬意和信托。这里，有两个事例值得一谈。

1976年1月7日朝晨，宋庆龄从播送里听到周恩来总理消散的音问，她就危坐着泪水束缚地流。

“文革”初期，是周恩来把宋庆龄写在“保护干部名单”的第一位；抵挡派将在上海万国义冢宋庆龄父母的茔苑掘开曝尸（参阅宋庆龄在极端年代），音问传到北京，宋庆龄如失父母，周恩来立即下令将坟场建筑。如今，周恩来离世，寰球东说念主民处于悲痛之中，宋庆龄抱病干预了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典礼和东说念主民大礼堂的周恩来悼念会。

[宋庆龄向邓颖超暗示慰问]

不虞，传来上头对她的微词，宋庆龄再也无法承受，在卧室震怒，说：“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如何样？我不干了，我回上海养老！”1月27日她就回到上海。宋庆龄平日里温情尔雅，待东说念主和缓，此次发怒，迸发的是积压内心已久的对款式的气愤和对周恩来的深情。

“四东说念主帮”破碎后，宋庆龄有了对周恩来抒发面貌的契机。1978年4月，宋庆龄得到一座周恩来的雕像，她在信中说：“我合计这座周总理的半身像作念得相当好，这位艺术家捕捉到了他惯常的脸色，是以我行将把它连同信一说念送给邓颖超大姐。”她对周恩来一直抱着深深的吊问。

1977年12月，某个单元要求宋庆龄写一篇顾虑毛泽东的著述，她写信给陈翰笙，为若何写此著述征求他的意见，并简述了我方的宗旨，信中说：“我想我不错写一篇随笔，谈谈我对他手脚一个普通东说念主的宗旨。我认为他是我有幸遇到过的最忠良的东说念主——他的明晰的念念想和警戒教导咱们从成效走向成效，咱们必须诚恳遵照。（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为什么不一举断交他和江青的关系以重视她制造缺乏？）”

对于这篇著述，宋庆龄在1978年11月、12月间的信中还有后续故事，前一封信中说：“你还铭记我被要求写一篇对于毛主席的著述吗？他们对我发给他们的著述（一篇毛糙的评述）不欢乐，要求我重写！”是哪个单元约请宋庆龄写的文稿，那里不欢乐，笔者无从考察，也许，有些东说念主无法接受她把毛“手脚一个普通东说念主”的宗旨。

[1961年，毛主席到宋庆龄上海寓所看望她]

奇怪的是，在后一封信中，她写说念：“东说念主民文体出书社昨天让我吃了一惊。在数月前闭幕了我的《追念毛主席》一文后，昨天地午打电话给我的文牍说，他们目下想要把这篇著述编进他们的回忆录。”这件事，天然也不可沮丧于出书社，他们无非领受了某个主座的旨意。

人所共知，江青在“文革”中作念了许多赖事，宋庆龄对此东说念主有机敏的驳斥。

1974年6月，有一个好意思国东说念主拜访宋庆龄谈及协助其拍摄一部干系中国的电影，但是，“自后我被通告我侵入了主席夫东说念主的禁地！我不该触犯她！！”同庚9月，在一次晚宴上，宋庆龄碰见江青，信中说：“江青从天津为她我方定作念了100件一稔！她但愿咱们总共的东说念主齐穿衬衫和裙子，可我认为咱们目下的这种服装作风看上去并不舒坦。”这是“文革”时期宋庆龄在私东说念主信件中对江青这个“风浪东说念主物”直肠直肚的驳斥。

“四东说念主帮”破碎后，不错公开揭露批判江青等东说念主的罪状了，因此，宋庆龄在信中以不屑的口气称江青是“咱们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的太太”（1977年5月）（参阅宋庆龄为何叱咤江青为“无耻婊子”？），并说“康生是江青企图夺周总理的权的幕后筹谋东说念主”（1978年12月）。

有一封信引起笔者注释，1972年3月24的信中说：“唐明照三天前来看我，说他将去连合国六个月，担任咱们代表团的文牍长。他还告诉我，由于‘文化大改进’的大难，咱们的《中国设置》枯竭干部。”咱们知说念，将“文化大改进”定性为一场“动乱”、“大难”，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1972年的书信（虽说是私东说念主信件）中果然使用这样的语句，是令东说念主讶异的。

笔者特意核对了原文，宋庆龄使用的是“holocausts”一词，翻译还算贴切。

她用这个词形容“文革”，是耐东说念主寻味的，虽则很难认为叙说者那时依然对“文革”捏有显著的抵赖立场，但至少讲明他们对“文革”中无数干部受到摧毁有许多疑虑和不明。

在公众印象中，宋庆龄是一个高尚爱静、正式大方、慈爱良善的伟大女性，从这些书信中，咱们还不错看到她也与普通东说念主相同，在知音眼前，她诉说我方被多种伤病折磨的祸患，诉说我方寂然高层而倍觉忽视的心思，诉说我方对国度飘荡的忧虑、烦嚣和困惑。

信的内容是很平凡的，但宋庆龄最初是一位政事行径家，她关心国表里大事，却只可在给知音的私东说念主书信中诉说我方的喜怒无常。不错看到，由于主客不雅要求的制约，她对款式的某些宗旨难免也有偏颇之处，但晚年宋庆龄书笺中透出的忧伤，却是这位伟东说念主伤时感事心扉的真正写真。

宋庆龄给陈翰笙的终末一封亲笔信，是1981年3月2日2026世界杯(中国)，此时距宋庆龄在世不悦90天。